余湘
群邑台灣分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聯廣傳播集團董事長。
銘傳商專會統科畢業。
掌握台灣每年四分之一、超過100億元的廣告預算，被譽為「媒體教母」。
曾任民間全民電視公司副總經理、和信媒體傳播事業總經理。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工作上是好強的人。
我在廣告界23年，
從總機做到總裁，什麼樣的位子都做過、什麼樣的客戶都碰過、
什麼樣的難題都解決過，甚至是生死交關的大病
（腦血管動脈瘤爆裂、前額葉受損），我都曾經經歷過。
所以，對我來說，天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也沒有什麼難事。
這樣的我，受人倚重、被人信賴，因此在同事面前，我是從來不哭的人——
只有一次例外，讓我顧不住自尊、也管不了面子地痛哭失聲。
那是1988年的事，我進入奧美廣告的第二年。
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奧美是廣告人的「聖殿」，
是所有對廣告有憧憬和理想的人，一生一定要去「朝聖」的地方，我也不例外。
進入奧美的第一天，我看著色彩鮮豔的辦公室內裝、
同事舉手投足間的美式作風，我就知道我來對了，這一定是我可以做大事的地方。
所以，在奧美的兩年間，我每天比別人更早進辦公室、更晚下班，
拚死拚活地拿下業績第一；即使我比同事都年輕，
我也不讓別人因為我的資歷看輕我、否認我的努力。
也因此，兩年過去，當我的直屬主管（媒體採購部門主管）離職、
公司準備從部門裡升任一位同事時，
我覺得那一定就是我了——因為沒有人比我做得更好、也沒有人比我更有潛力，捨我其誰。
性別歧見下，痛失升遷機會
一個月後，公司頒布了人事命令。他們選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位男同事。
又震驚又不甘心的我，透過層層管道打聽我「輸」的原因。
我輾轉得知，這個決定來自一名馬來西亞的主管；
他之所以挑選另一位男同事，只因為他是「男」的；
而他之所以對於我的種種表現視而不見，就只因為我是「女」的。
就在那個當下，非戰之罪的委屈，讓我再也沒辦法抑制我的眼淚。
我能理解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以及他們重男輕女的成長背景，
但是我一直相信在奧美這樣的跨國公司裡，
所有的衡量標準都應該是公平、客觀的。
也許我年輕、也許我學歷不高，但是我夠努力、夠求上進，
我有比誰都強的能力，我以為這樣就夠了，結果卻不是這樣的。
隔天，我遞出辭呈，因為我再也沒有辦法在不公平的環境裡工作，
再也沒有辦法信任公司，再也沒有辦法相信，
自己的實力可以超越性別的歧見。
儘管當時奧美大中國區的負責人不但口頭慰留我，
更寫了長達7頁的慰留信安撫我，允諾加薪三成、並強調會支持我出國念書，
但是沒有一個條件可以說服我，我還是選擇離開奧美。
嚴拒部屬請辭威脅，親自率隊完成工作
在這之後，我以空降主管的身分加入聯廣，沒想到面臨的是更艱難的挑戰。
那時候，在我下面工作的一群資深小主管，對於我的出現，
心裡不服氣，所以萬事都不配合。他們非但不依規定準時上班，
還找各種理由推卸責任，甚至密謀在最忙的過年期間集體請辭，
用盡各種方法想挫我銳氣。
不過，我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找藉口不願完成的差事，
我就自己打電話給電視台擺平；
他們算準我在過年時最缺人手，想透過集體請辭要脅我、和我談條件，
我就二話不說，立刻批辭呈，
一個都不留，
因為對我來說，他們
不尊重工作、不尊重客戶、也不尊重組織。
我自信能給他們完全公平的競爭環境，他們卻把自己放在工作與客戶之上，
這點我無法諒解。
如果他們因為賣力工作來向我爭取福利，
我一定會同意；但他們不但工作沒做好，
還把私人的怨氣出在我身上，這種人我也不想留。
結果，那個冬天，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我頂著總監的職銜，
親自帶著幾個新人，
跑遍一個個電視台、報社，除夕夜也不能回家。
但是，我一點都不埋怨、不委屈，
甚至覺得可以這樣理直氣壯地完成工作，雖然很好強，
卻很過癮。至少我知道，一切努力不會因為我的性別而白費力氣。
公平競爭，不看性別、學歷、長相
在我離開奧美7年後，當時慰留我的主管主動和我接洽，
希望我可以整併WPP集團（全球第二大廣告傳播集團）
旗下10多家廣告公司的媒體部門，合組成一家媒體購買公司。
我猶豫了一天，決定接下工作，成為傳立媒體的總經理；
而這個職位，相當於我當初無緣晉升的奧美媒體總監職位，
甚至職權更大，我終於在當初跌倒的地方，重新又站了起來。
這麼多年過去，即使我管的人愈來愈多，
我依然堅持用人不看性別、不看學歷、更不看長相，
因為我認為，
對工作的熱忱與尊重，
遠比那些難以改變的事實更重要。
我身體力行，希望當年自己含淚離開奧美的事件，
不會重演在我任何一個員工身上，
更希望這滴我在職業生涯中唯一掉過的淚，
從今以後，會是台灣廣告業最後一滴不公平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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