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昔為四小龍之首，曾幾何時，如今已位居四小龍之尾。其中緣故，固與台灣本身條件與作為有關，更與大環境大形勢之變化有關。大環境大形勢之變化為何，一言以蔽之，「亞洲化」也。
「亞洲化」（Asianization）這個概念，是近年冒起的國際關係專家、
41歲的卡納（Parag Khanna）所提出的，
他向來關注全球化和全球聯繫等議題，在不久前出版的新書
《未來屬於亞洲：21世紀的全球秩序》中指出，
世界秩序的中心已由西方轉向亞洲，他形容
19世紀的世界特徵是「歐洲化」，
20世紀是「美國化」，
21世紀則是「亞洲化」。
事實上，亞洲化的過程從上個世紀下半葉就開始萌發了，進入21世紀後，仍在持續發展擴大之中，大體上，已歷經了從「雁行理論」到「龍騰效應」的兩個階段。
日本作為亞洲化的一梯隊，二戰結束後，1960年代開始即在美國扶助下從廢墟中重新崛起，不過30年，GDP即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老二，這個在當時被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譽為「日本第一」東亞島國，創造了一個「雁行理論」，將自己喻為雁行之首，之後以「人」字形排列的，則是繼日本之後興起的亞洲四小龍：台、港、星、韓。
四小龍尾隨日本之後，無論從技術的移轉，市場的交替，及產業鏈的銜接而言，「雁形」都是一個十分恰當的比喻。只可惜，雁行隊伍飛得並不持久，作為領頭雁的日本，飛了30年，在1991年經濟大泡沫破滅之後，動能急遽減弱，迄今已30年，始終未見大起色，尾隨的四小龍，群雁無首。
一時也失去了方向，各自摸索亂飛。就在此時，一隻真正的大龍在經過漫長的「潛龍勿用」階段之後，開始「見龍在田」了。
1978年底，鄧小平作出了歷史性的「改革開放」決定，打開了封閉了30年的中國，通過轉軌的改革將中國同全球接軌。一時間，就同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的融合，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國大陸豐富的土地與勞力，跟日本及四小龍的資本、技術、管理及全球網路，天衣無縫地結合了起來，於是中國大陸迅速成了資本、技術、管理的輸入大國，與本身資源結合，開始釋放出巨大的經濟動能，以全球市場作為拉動的引擎，不但創造了年均10%的高成長率，也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
「龍騰效應」取代了正在消失中的「雁行理論」。
隨著歲月推移，龍騰效應也與時俱變。第一階段，是牢牢抓住上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化大機遇，把中國大陸發展成了世界大工廠。在此一過程中，中國通過模仿、山寨、學習及技術購買，持續快速提高本身的技術創新能力；
另一方面，隨著就業與所得的增長及財富的累積，將世界大工廠轉變成了世界大市場，這在全球化進入21世紀，因遭遇不斷挫折、打擊，速度減緩，甚至演變為「逆全球化」之際，恰恰補上了全球需求的空缺，也因此進一步牽動到中國跟周邊地區乃至於全球的政經與戰略關係。
這是龍騰效應的第二階段。可以看到，
這時「亞洲化」的現象與形勢已益發明顯。
2013年，習近平上任，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意謂著龍騰效應
將進入第三個階段。
通過鐵公路、港口、網路等基建，正在以一種不同於傳統全球化的方式，來推進更大程度的經濟一體化；一帶一路持續發展，也很可能最終把在地質學上原本就是一整塊大陸地的亞、歐、非三大洲，全面地串連整合起來，到時，亞洲化同歐洲化或將出現歷史性的結合，對全球政經戰略地緣板塊的影響不言可喻。
台灣地處亞歐非大陸板塊的東南一隅，四小龍時代的時空形勢早已一去不復返，當知天下潮流之所向，明白及掌握龍騰效應之邏輯，順勢而非逆勢而為，或方有可能在新全球化時代中保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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