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孩們的白色巨塔？】（上）：「我是女生，我也可以是醫生」，哈佛麻州總醫院外科部史上第一次「性別」晨會
2017/12/07
2017 年底，我在寒風颼颼的波士頓，參加了一場我參加過最不舒服的晨會，因為這天晨會的主題是，哈佛體系的龍頭醫院──麻州總醫院（Masschusettes General Hospital, MGH）的外科部，有史以來第一次召集了所有人，公開討論他們在工作上曾經遇過的，種種「不該發生、卻發生了」的性別問題。
晨會的一開頭，主持的外科部部長便站了出來，坦言這場晨會將會令人「有點不舒服」──事實的確如此，這場會，我幾乎是全身充滿雞皮疙瘩地聽完。
這個會的緣起，是去年在麻州總醫院的外科部部門，收到了多起由護士所發起的「安全報告」，而這些安全報告，清一色都是針對女性住院醫師。
外科部部長嗅到了不尋常的氣味，於是站出去一一詢問這些被護士「針對」的女醫師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而這連串的調查，更陸續引發許多住院醫師站出來，組成一個性別的「自救會」，並引起了一連串隱性的「性別議題」浮上檯面──而這些性別議題，都極有可能會影響病人安全，有些，甚至是女性住院醫師所親眼目睹過、經歷過的嚴重案例。
面對文化、經濟、語言、性別都弱勢的懷孕婦女
晨會的一開始，是一位女性住院醫師，站出來講述自己曾遇到的一個案例：（以下因維護病人隱私，將重要細節稍加修改或隱去，但故事本意不變）
一位 20 出頭的病人，已有六個孩子，剛懷有第七胎，不會講英文，剛移民到美國。先生會講一點英文，入院時她被診斷為簡單的急性某部位發炎，手術評估不會太複雜，於是接受手術治療。手術進行順利，出院的衛教則全程用英文進行，之後病人出院，並被安排一週後同時到外科部與婦產部回診。
然而，這位病人兩個門診都沒有到。幾週後，病人來到急診室，因為出現嚴重的併發症，必須要重新開刀，病人卻在第二次開刀後，不幸流產。
一個簡單的術式，本該相當單純，怎麼會弄到病人流產呢？
原來這位病人，其實並沒有完全了解她術後應該要注意的事項──術後講解的全程，醫師只對著稍懂英文的先生衛教，卻沒有對不懂英文，但卻是病人本人的該名女子衛教。又因為病人本身來自非常父權主義的國家，所有的決定、提問，主導權都在男性身上，病人非常安靜，不曾發問，也不曾參與整個醫療決策的過程。
後續調查，病人的術後併發症，可能來自她術後照樣提重物、照顧孩子，卻沒有注意到術後不應提重物， 併發症也可能來自於她不知道如何照顧傷口，也不知道何謂感染的傷口，在注意到傷口不對勁、肚子不舒服時，又因為文化、經濟的弱勢，必須要等到老公下班，和朋友借車後，才有辦法送她到醫院急診，因此送到醫院急診時，狀況已十分惡劣，最終在二次動刀後進入加護病房。而胎兒因為媽媽狀況不好，流掉了。
這個痛心的案例，讓住院醫師忍不住控訴：「這到底是文化上的隔閡，讓我們不敢去挑戰病人與家人之間彼此性別上的不平等？還是語言上，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找翻譯來照顧病人？」
答案很顯然兩者都是。
但面對這樣的不平等，也就是唸過公衛的人都知道的「經濟文化上的不平等（socioeconomic disparity）」，一個在美國相當常見、相當常被提起的概念（但卻是在台灣的「白色巨塔」裡，鮮少被提及的議題），就這樣大剌剌地攤在整個大晨會的講堂裡。
接著，在我回頭說起女住院醫師面臨多麼不友善的工作環境時，我想先來談談 2015 年在國外掀起浪潮的推特貼文，與美國和台灣醫師的性別工作環境：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是 2015 年在推特上非常火紅的一個標籤（hashtag），這個標籤，來自當時是住院醫師的 Dr. Logghe。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這個標籤的靈感來源來自於 Dr. Logghe 和朋友在討論#iLookLikeAnEngineer（我看起來像個工程師）這個標籤──個在工程界因為「女性」這個身份，常被忽略她們也是工程師的女性，拍下她們的照片，並在推特上面的標籤。
Dr. Logghe 在當時，和朋友一起看到了 #iLookLikeAnEngineer（我看起來像個工程師）標籤，因為朋友說的一句玩笑話：為什麼沒有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這樣的標籤呢？Dr. Logghe 於是在幾分鐘後創了它，並從此在網路延燒起來，這個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的標籤，在短短三個月內，觸及了 1 億 2,800 萬次的點閱，全球有 8,000 多個外科醫師參與這場活動，並有高達 4 萬次的轉發。（註）
來自病人的歧視：我是女生，但我也可以是醫師
這個 #ILookLikeASurgeon（我看起來是個外科醫生）的活動，讓我想起幾個在台灣時的小故事：
我曾經穿著白袍，和同樣也穿著白袍的男性同班同學走在一起。結果在醫院走廊上，病人叫住了我們，他說：「醫生，請問一下？」，我先聽到了病人的聲音，回了頭，病人看到了我回頭，卻繼續執意地說：「醫生？」
第二次，我朋友聽到了，一起跟我停下來，病人卻只對他說話，把我當成隱形人，事後我不滿的向我的男同學抗議，說為什麼病人如此忽略我，他也沒有當一回事的笑笑帶過。
這樣類似的場景發生了在我，與我幾乎所有身為女性的同學、學姐上，無數次。
我相信所有在醫院工作過的女性醫師，都遇過無數次跟我相同的狀況──幾分鐘前才告訴病人我是醫師，三分鐘後，病人依舊叫我護士、小姐，我說我是醫師，他們這才會不好意思地告訴我：「妳長得太漂亮了，不像醫師。」或是「妳長的太年輕了，不像醫師。」諸如此類的回應。
而過往的我，也只能無奈地笑著點點頭，一如我的女同學、我的學姊妹、我的女老師們。
舉例來說，我不只一次在醫師休息室裡聽到我的學姊們無奈的告訴我：「病人又在跟我抱怨都沒有醫生來看他了？我明明每天都去看他兩三次，（因為我是女生），我去看他，他都不覺得有醫生來看他。」
當初還沒離開台灣的我以為，這個來自病人的歧視，是台灣社會風氣使然，但很久以後當我聽到了 #ILookLikeASurgeon （我看起來像個外科醫師），還有麻州總醫院的這場晨會，我才深深體會到，女住院醫師，是在性別多麼不友善的環境裡工作。
而另一方面，即使在台灣和在美國的「不友善」來源不盡相同，但醫療這個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卻仍堅固地難以打破，兩地皆然。
在麻州總醫院的性別議題浮出檯面之後，所有女性外科住院醫師都被訪談，結果發現，有三大主題常在訪談中被提及：分別是前述所說的「性別刻板印象」、「護理同仁對女住院醫師的不友善」，與「女性難以被認為是團隊的領導者」：
我曾經不只一次，聽過不只一位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告訴我，女性的醫師，在充滿女性的護理同仁的環境裡，「是很難生存的。」
在美國，女性對女性的不友善
有句古老的話是這麼說的：「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可偏偏，在美國，女性就是可以在職場上為難女性。
我曾經不只一次，聽過不只一位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告訴我，女性的醫師，在充滿女性的護理同仁的環境裡，「是很難生存的。」
「比起男性住院醫師，當女性住院醫師用同樣的態度講話，會較易被認為是自大（arrogant）、難搞、機車（bitchy）；但男性住院醫師只會被認為是堅定（assertive）、或是果斷的 (decisive) ，甚至是有能力的 (competent)。」一位女性的住院醫師說。
「我覺得身為一個女醫師，在一個女性居多的醫療團隊裡工作，當妳用同樣的態度跟護理師說話，她會覺得妳難搞、機車，因此為了要讓團隊工作、避免這樣的狀況，妳必須同時要當護士的好朋友，討好他們、跟他們一起八卦；而當妳回到醫師的身份時，每次下醫囑，卻還是得用比男性同儕更友善溫和的態度對他們說話，但這樣的掙扎和態度上的小心翼翼，我從來沒有在我的男性同胞上看過，我的男性同儕們，總是可以不用特別小心翼翼地說話、與護理同仁相處，但我們不行，只因為我們都是『女性』。」一位已經擔任主治醫師的女醫生，感慨地說。
「身為一個女性，我的男性同胞不用做的雜事，我卻會被護士要求要做。我不是說我不想做這些工作，而是當我跟我的男性同胞有同樣的工作量、要照顧一樣數量的病人、被要求要有一樣的工作表現時，為什麼，男性不需要做的非醫療工作，我會被要求得做？」在晨會裡，一位女住院醫師頭低低的，拿著麥克風，聲音顫抖地唸著手上的稿。
「你知道嗎？當我的男性同儕和我下了同樣的指令時，護士會質疑我，卻不會質疑我的男同事，因為他們的這種行為，我前幾天有個病人差點去不了加護病房，這根本是危害病人的行為。為什麼護士總是傾向質疑來自於女醫師的醫囑？」另一位女住院醫師接過麥克風問。
上述這些為難、處境上與態度上的性別「偏見」（bias），是來自「女人與女人」之間──而這都在今天的晨會裡，開誠布公地被討論。
於是，在去年起發現有許多針對女住院醫師的安全報告後，這些女住院醫師與性別自救會被安排和護理同仁的領導方、每一病房的護理師分別見面，而當這些護理同仁的領導方聽到這些遭遇後，都非常的驚訝──然而當一件事變成一群人都共同擁有的經驗，很顯然的這是個職場文化問題，不是個別的「某住院醫師自己有問題」這種情況。
而這種惡性的職場文化，雖然可能只是某幾個護理人員的性別偏見行為，但那幾個人的行為，卻讓所有接觸他們的女住院醫師，在執行業務上變得困難。
這種「女性為難女性」的惡性職場文化，場景換到台灣，情況的確不如美國嚴重。然而，在台灣，少部分女性護理師對女性醫師的不友善，也不是完全未所聽聞──在這裡需要「平衡報導」的是：台灣的護理師非常辛苦，我相信這真的只是極少數人的行為。而相對的，我也聽過、見聞過不少「男性為難男性」的情況：男性醫師相對於女性醫師，被身為上級的學長、住院醫師，給予較差的待遇。
回頭說說麻州總醫院的住院醫師和護理人員的開會過後，大家也都有意願要坐下來解決這件事，而這個性別「自救會」的任務，也因此升高一個層級：究竟這樣的職場性別問題，有多嚴重？
這個社會，還不能接受女性是醫生嗎？
因此，這個性別「自救會」從此被賦予一個更大的任務：調查職場被性別歧視的問題有多嚴重。
這個「自救會」於是發放了問卷，給哈佛體系的所有外科住院醫師們。而從這些外科醫師的回覆裡，很令人驚訝的是，有高達九成的女性曾感受到性別歧視，然而只有不到四成的男性，有性別歧視的經驗。
這個問卷進一步調查許多問題，包括：「你所感受到的性別歧視，來自何方？」
結果，超過九成的來源是：病人。接下來的來源，有接近七到八成是病人家屬與主治醫師（可複選）。
「我在對著病人解釋病情時，病人叫我『甜心⋯⋯』以此打斷我，然後告訴我，他希望由一個男性醫師，來向他解釋病情。」一位女住院醫師，無奈地站在台前說。
我想起這情形，在台灣也同樣發生在我身上過──明明對病人說過一樣的事，但當男性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出現，病人會把一模一樣的問題再問一次，我也不是很清楚病人是因為我是一個女性，還是我看起來太年輕，還是我的確階級上就是比較菜鳥，他可能有不安全感，所以想要再確認一次──我其實並不是很在乎病人再問一次，畢竟問問題是病人的權利，可是在團隊面前，身為一個正在受訓的醫療人員，這讓我在團隊面前難堪，彷彿我沒有好好照顧病人的需求一樣。
而同樣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我現在正在就讀哈佛醫學院的女性友人身上：「當我和我的同學站在一起，病人總是比較希望是『男性』同學來回答問題，即使我們答的一模一樣。」
而這種來自病人的歧視，還有另一種呈現的方式：性騷擾。
「身為女醫師，我會被病人要求沒有必要的肛門指診、病人會對我使用具有性暗示的言語、病人會威脅如果我不幫他做什麼（不適當的接觸）就要告我、常被病人『不小心地』碰觸身體，其中包含被碰觸屁股。」
因為院方考量上述這些「共同經驗」，會二度傷害受害者，在晨會中，改以投影片的方式呈現。
女性不能當醫療團隊的領導者嗎？
晨會結束後，我遇到一名第一年的住院醫師，和他聊了起來。
身為男性的他，告訴我他的親身經歷：「我曾經和一個女性的 fellow（比總醫師還要資深的住院醫師，約莫比他年長至少五年，算是整個醫療團隊除了主治醫師外的最高領導者）一起去看病人，可是，這個病人每一個問題，都是在問我。但我旁邊站的是 fellow 欸！明明每個問題都是她在回答，明明她比我資深許多，病人還是只問我問題。那個時候我知道，我真的目睹了來自病人的性別歧視。」
「我為我同事經歷過的那些歧視感到悲傷，事後想一想，我應該要在當時打斷病人，直接了當的告訴他：『她（我的同事）是比我還資深許多的醫師。你有問題應該要問她。』用一個男性的身份，去告訴病人，女性也可以比男性懂更多。」他對我說。
雖然這是一個解決辦法，但我依舊感到無力，為什麼女性的能力，如今還需要由男性來背書？
我無力地問他：「像這種性別歧視，如果來自同事、團隊、長官，還好解決，你可以透過在教育、職場守則、倫理規範去歸束，但如果是來自病人本身的歧視，你又能怎麼辦呢？」
他苦笑回答：「就像在那場晨會後，有個主治醫師舉手起來說的，他認為對抗性別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我們的醫院掛滿標語，直接寫上：我們醫院招的是全世界最優秀的醫師，不論男女。並希望這樣來自醫院層級的背書，可以減少一些來自病人的性別歧視。」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示意圖，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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